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8月25日12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的《回忆邓小平》（上）一书中，刘复之撰文回忆了实施“严打”的历史真相。
为什么要“严打”？
1983年春，我从司法部调到公安部工作。
那几年，治安形势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为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如东北有个姓王的两兄弟，持枪到处杀人抢劫，被称为“二王”抢劫案，还有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唐山“菜刀队”流氓团伙案等，社会反响强烈，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我到任后，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起草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送中央审批。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很快就看了，并对报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7月19日上午，我应约来到小平同志住处。主管我们工作的彭真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踏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寒暄几句话之后，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他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小平同志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小平同志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小平同志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小平同志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小平同志的这篇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准确地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严打”开展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特别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行动快，来势猛，给犯罪分子以重大打击。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战役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开始闹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征兆，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不安。在1985年的全国政法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这样，使得第三战役能够顺利地进行到底。
在邓小平身边当秘书
回顾历史，我想，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决心和刚毅，要把“严打”斗争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谦虚地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的历时3年、持续3个战役的“严打”行动，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小平同志是我的老首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我曾在他身边当过秘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等率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华北敌人后方，以太行山区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部队进行了一系列著名战斗，同时，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在敌人后方的一个大战略区。
1940年4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政委指定我任军政委员会的秘书，以后当主任秘书。当年4月，小平同志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参加了著名的“黎城会议”。我作会议记录。那时，小平同志年仅36岁，精力过人、睿智果敢，领导着太行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他留着光头，穿着和干部、战士一样的棉布灰军服与布鞋，生活十分简朴。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941年1月初，邓政委找我谈话。他说：“要调动一下你的工作。有两个工作由你自己来选择，向政治部蔡主任（蔡树藩）汇报去。一是到师直属队当总支书记，一个是到政治部锄奸部。”他嘱咐说：“你年轻，聪明，可要注意不搞自由主义。”当时，在一些年轻人中存在自由主义现象。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我始终牢记，受益终身。几十年以后，锄奸部的老战友说，我调入锄奸部前，小平同志曾对锄奸部长卜盛光说：“你们那儿老红军干部多，我给你们调一个知识分子。”那时，我才是个24岁的小青年，文化程度也不高，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从这里可以出小平同志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培养，可以看出他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贯思想。
难忘在朱德身边的日子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中央党校干部部长曹轶欧找我谈话，通知调动我的工作，她说：“给朱总司令找个秘书，确定让你去担任，跟朱总司令到前方去。”
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好消息。我为将要在敬爱的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而非常兴奋。没有想过自己干不干得了。
不几天，我离开了中央党校，同学夏印送我到延安城里军委招待所待命。等着上前方，到华北敌后去。我又清理了一次行李，完全换上了八路军的装备。
朱总司令上前方，只有一个精悍的小班子。军委作战科长罗舜初是我们一班人的“头头”，参谋何廷一，速记员刘立克；警卫参谋姓关，东北人，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还有两位警卫员，一个警卫排，统共只有20多人。
出发前，朱总司令找我谈话。他说：“挑你来当秘书，跟我工作，到前方去。”他笑着说：“你喝过海水的嘛。”
我想名闻天下的朱总司令，已经知道我是华侨家庭出身，在香港呆过，去过南洋。实际上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年轻人，才21岁。总司令已50岁的人了。在我小时候，梅县家乡就流传很广的有个“朱毛”其人，还以为是一个人。“朱毛”在我家乡是传奇人物，蒙着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见面以后，感触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一位厚重、慈祥、可爱可亲的长者，是我党我军的著名领袖，名震寰宇，但很平凡，更是一位浑身泥土味的普通革命战士。随着总司令行军一个多月，留下终身不忘的美好记忆。
1938年10月中旬，我作为朱总司令的秘书，和全体随行人员、警卫战士乘坐两辆大卡车离开了延安。我在第一辆车的车斗上。第一个目的地是黄河东岸的山西省吉县，总司令在那里与老军阀阎锡山会谈。
回顾这段历史，到延安去，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是革命征途中迈出的关键一步。我进入了革命的大门，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初步获得了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知识。
当年充满革命热情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因而在日后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里，没有发生过犹豫和动摇，超越了艰难险阻，向革命目标前进。（本文据刘复之在《回忆邓小平》（上）一书所撰文章、《刘复之回忆录》及公开资料整理）
链 接
1972年6月，从境外潜入的苏联间谍李洪枢被沈阳市公安局发现。李洪枢窜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时被县公安局捕获。
这个间谍是苏联情报机构派遣进入我国的。
经过周总理批准，成立了李洪枢专案组。我担任组长。总参三部副部长梁毅、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为副组长。成员有公安部政保组副组长（原政保局副局长）刘坚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公安部技侦组副组长路群、总参三部三局副参谋长赵焕奎、公安部处长顾林昉、科长张泰臣、北京市公安局科长王育瑛等。侦破的实际工作是刘坚夫、顾林昉等操作的。
因为案情重大，采取的措施都由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和副组长于桑签署，有时也由李震和我签署上报。
专案组利用李洪枢展开反间谍工作，争取“逆用”，把他反派出去。
李洪枢，黑龙江省人，1942年出生，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1967年4月，李洪枢越境外逃苏联，被那里的情报机关录用。李洪枢从境外写信策动他的二哥李洪涛一家五口也越境外逃。
据李洪枢交代，1970年，他经历了苏联情报机关的审查和能力检验，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李洪枢越境潜入时，有专人护送到我国边境。
从捕获李洪枢到破案共约19个月。在我掌管期间，写过二十多次请示报告。周总理听过三次汇报，详细地询问细节。而我们在方针、政策以至工作方法、注意事项上都得到周密明确的指导。
1972年10月18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见李震、我、刘坚夫、赵焕奎等，询问李洪枢案件的进展情况。李震要我汇报，当讲到李洪枢是由苏联情报机关护送到新疆布尔津某生产建设兵团招待所时，周总理问：苏特进来都是有人护送吗？我回答说：根据已知材料，有些是有人护送的，新疆边境线长，空隙大，漏洞多，特务潜出潜入的口子多。从1968年以来，已抓住特务40个，黑龙江抓住30个。这些抓到的特务大多是碰上的，事前没有情报反映。周总理点了点头。在总理面前讲真话，反映实际情况，我心目中没有丝毫贬损公安工作之意。总理表示理解。后来，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造反派指责我污蔑侦察工作。这种指责既是无知也很可笑。
李洪枢潜入的过程并不算很神秘。
1972年6月5日李洪枢入境。6月23日李到沈阳市某工厂找人。厂里24日就向市公安局报告了，反映有个人到工厂来找寻一个干部，形迹可疑。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干部保持着可贵的警惕性，情况反映迅速准确。李洪枢找到的这个干部，原来是李洪枢的密友。李外逃前曾在这个干部家里藏匿多日，这个干部还曾资助李路费。沈阳市公安局注意了这些可疑迹象。在调查中，侦察人员让知情的群众辨认照片，一致认定这个人就是李洪枢。但这时李洪枢已经离开了沈阳，去向不明。辽宁省公安机关给黑龙江、吉林、山西等地通报了情况，要求协助监控。
长春市公安局立即进行了清查。对车站前的工农兵旅店从一层查到了三层，没有发现可疑迹象。可是，李洪枢恰恰住在这个旅店的四层楼上，因而漏掉了。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机关对李洪枢的老家布置了监控。6月29日上午，宁安县东站出现了李洪枢，由他的堂妹带回家里落脚。这时，宁安县公安局果断地逮捕了李洪枢。在审问中，李洪枢供出，在住宿的旅馆里，放置有一个纸盒，装有一管牙膏，一本新华字典，一本小学生用的算草本，一小盒驱虫灵药丸，人民币500元。李洪枢做贼心虚，一接触，就承认了自己是潜伏进来的特务。我们也迅速查出李洪枢携带的密写纸、显影药、微型放大镜，以及接收间谍电台盲发密电的联络时间表、一次性密码等特务活动的物证，证据确凿。
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工作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
7月1日，李洪枢被押送到北京，由公安部监护。
李洪枢在惊魂未定中，口供出现反复，半真半假地编了潜入的路线、过程和任务。
开始时，编造假名字。后来才承认是越境逃苏的李洪枢。
李洪枢供称，外逃后，被带到“一个地方”接受训练，这是情报机关专门为训练间谍假设的组织。李洪枢故意散布一些含混不清的疑点，隐瞒了一些重要情节。
在李洪枢案件中，我们成功地使用了各种侦察手段和技术手段。无可争辩的事实粉碎了对于隐蔽斗争的无理指责，粉碎了对公安机关“资敌、通敌、养敌”的污蔑。
李洪枢案于1974年1月15日破案。随后，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
祖国2013年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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